组时代,因此,杨锐于情于理,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者,而且是达尔贝科版本的人体基因组计划支持者。
后世已经证明这项计划的有效性,杨锐更没有改变此点的兴趣,从结果来倒推,杨锐也是很佩服达尔贝科的大胆和坚持。
当然,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,只要不讨论核心政治问题,说什么都行。
在与杨锐交流了一些基因测序方面的技术以后,达尔贝科的话锋一转,道:“在完成人体基因组的测序方面,我们目前有两个选择,其中一种,是我们大家各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基因,最后拼成一个大图,第二种,是我们整体上研究人类基因组,分析整个人类的基因序列,我支持第二种选择,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而长期的任务,你认为呢?”
在85年,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因全序列的分析的,但杨锐坚定的道:“我也支持第二种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不仅因为零敲碎打的研究基因效率太低,最主要的是,我认为整个人体基因组计划,是应该有先后顺序的。其中一点,我认为应当是技术先行。优先发展技术,必须将基因组测序和绘制图谱的工具和方法,当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去进行,更准确的说,如果是我来设计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话,我要先完成相关的技术开发工作,再去进行真正的人体基因组测序。”杨锐说的缓慢,但语气郑重。
对于一项科研项目来说,这是非常常见,又非常重要的决策选择。
蔡教授意外的看向杨锐,达尔贝科同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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