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虽然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苦,却不是寻常百姓出身,而是正经的官宦人家,他父亲为官的时候跟文彦博的父亲关系非常好。包拯和文彦博本是世交,又是进士同年,两人的私交格外亲密,还是约好的儿女亲家,有姻亲之谊。不过文彦博官场上圆滑,此事知道的自然知道,关系稍远一些的就不清楚了。
前些日子文彦博入朝为执政,包拯在朝里有人支持,在河曲路的地位稳固下来。与陕西、河东和河北沿边三路的转运使比,包拯不负责军中钱粮,不兼任随军转运使职责。河曲路民户还没有安定下来,赋税被免了三年,民政钱粮的事务不多,包拯的职权主要监察百官上。
这与杜中宵放权有关。经略司总一路军政,包括监察权也受帅司节制,转运使司严格意义上也是经略司下属衙门,同常平司一样。不过杜中宵有意放弃监察权,除了威胁到军政权威的大事,一般不对包拯指手划脚。一方面杜中宵放权,一方面包拯做人知进退,两人配合还算默契。
若不是杜中宵和包拯关系融洽,转运使怎么可能动不动到经略司来。在有的路,转运使和经略使势同水火。经略使视转运使为下属,随意欺压,转运使不断上章弹劾,不是稀奇事。
吃过一个鲜肉月饼,包拯道:“果然美味。这比寻常糕点又好,价钱必然不便宜,寻常百姓吃一次可不容易。中秋赏月,一家人买个月饼,每人分一小块,想起来也是心酸。”
陈旭道:“不过节日时,大家吃个意思,每人到嘴里一块,意思到了就好。”
杜中宵道:“龙图,这种吃食,包括糕点,本就是卖给富贵人家的。等到平定下来,市面上的钱花来花去,不都是到富人的手里。没有这些货物,怎么把他们手里的钱收回来?富人有钱花不掉,拿在手里必然会作妖,惹出无穷事端,不如让他们痛痛快快花钱。”
正常社会,市面的货币,必然会向少数富人手中集中。钱集中到少数人手中,就要想保值,想要以钱赚钱,各种各样的经济乱象挡也挡不住。土地兼并,不就是农业社会财富集中的表现形式。农业社会的土地,不是简单商品,而是可以保值的资产,越是乱世价格越高。
相对来说,每年收到的地租,对于大部分时期的土地价格,是不划算的。土地还是被追逐,一是其保值的特性,再一个,当然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除地租之外的其他隐形剥削。租了地主的地,人也就成了地主的奴仆,社会越是不安定,人身依附性质越强,越是予取予求。地租成了附带,隐形的剥削成了地主收入的主要来源,到这个时候的社会,大多已经风烛残年。
宋朝对货币的管理,为称提之术,从有了交子就开始了管控。称提之术简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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