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话题。苏颂本人对党争不热衷,杜中宵反对,他同样也不感兴趣。不过他看得清楚,现在正是道学兴起的时候,杜中宵反对也没用,不过发发牢骚。他是怕杜中宵对此事想不开,卷进党争里去,私底下说两句没什么,他也就没有兴趣了。
夏竦是西北经略使,范仲淹和韩琦是经略副使,结果打了几年,夏竦回朝,被指为奸邪,甚至石介指着鼻子骂,而两个副使却负天下之望,成了朝政的大救星,让杜中宵想不开而已。这其中的差别更让杜中宵确定了自己对庆历新政的看法,新老交旧,朋比党争,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没有指望的。
庆历党争始于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贬,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,占上风的不再是吕夷简,而是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等人。他们在宰执中占多数,外面又有谏官支持,不管在权力还是舆论上都占有绝对的上风。不过此时的范仲淹也不是当年的范仲淹了,作为旗帜,他个人跟吕夷简的关系早已缓和,对石介等人激化党争的做法也颇有微词。奈何,他根本控制不住局势。
蔡襄、欧阳修、余靖等人,这些哪一个是好相与的?笔似刀,嘴巴一个比一个厉害,被他们针对那还有一个好?这还是王素因为被人举报跟孔道辅有姻亲,外放到了淮南路,不然这些人势力更大。作为前朝宰相王旦的幼子,王素还有跟皇帝的私人关系这一层呢。
把所谓的吕党和范党划分一下,范仲淹旗下的主要是年轻少壮官员,而被他们针对的吕夷简一党则多是老臣,只有王拱辰、张方平等少数青壮。而且范党是主动结党,吕夷简一伙实际并不团结,很多人是被其他人强行捏一块的,他们本人根本没那个意识。便如此时被针对的夏竦,其实与吕夷简不和,他还想着自己应该做宰相呢,根本没想去依附什么人。
西北战事,背锅的是夏竦这个正任经略使,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。就是不管皇帝还是大臣,甚至天下百姓,都对前面十年的朝政不满,要实行新老交替了。吕夷简掌政最久,他不出来背锅谁背?西北的战事有夏竦背锅,朝中有吕夷简背,带着责任退出朝政,这才是要开启的朝政新局面。
范仲淹已经渡过了自己的青涩岁月,对此大概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。只是他仕途坎坷,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,只是个名义的领袖而已。下面欧阳修等人入戏入深,无法自拔,前途实在不乐观。不过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,欧阳修是一代文宗,他们政治斗争输了,舆论和历史却赢了。
对这次改革,杜中宵知道两件事。一件是范仲淹等人输了,另一个就是历史上的定论,君子党被小人所害,导致朝政因循,失去了改革的契机。这是个两难局面,谁卷进去谁倒霉,杜中宵当然发牢骚。
见杜中宵不住地摇头叹气,苏颂道:“我们不过是州县之职,哪里管得了朝中相公的事,不要在这上面劳心了。你前些日子想兴办些产业,想好了怎么做没有?”
说起这些,杜中宵才又重新振作起来:“大致有些眉目了。营田务这里,我决定还是按着以前的办法来做。不进官庄的自然由他们去,按着编户来管就是。营田这里,官庄的土地划出,庄里一应产业由庄里自己人做主,立为村社。村社管理办法,参考古籍,选出社老,指定人员。凡村社的保政和乡书手,一应作为县衙公吏,发给俸禄,催办钱税,巡视地方,却不管庄里的事。”
苏颂点了点头,听了杜中宵的话只有个大致的概念。村社是古法,听杜中宵的意思,还有些井田制的影子在里面。托古改制,是中国传统改革的正途。当然,实际杜中宵参考的是他前世的集体所有制,这就没有必要向别人解释了。因为从表面看起来,参照典籍,大可以说是先秦时村社的改良。
有营田制这个集体所有制经济体,乡村经济,包括一些场务就有了寄托。产权明晰,这是以展经济首先要解决的。确立集体制的村社,首先解决乡村的产权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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