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丰七年之后,绿营新军制在大清各省顺畅推行,各省新炼獯营军力,一如天津光武新军旧制,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旨意全无半点折扣可打,各省畏惧皇威,不敢不为;另外一方面,从光武新军中走出的诸如胡小『『毛』』、林文察、朱洪章、鲍超、张运兰、刘铭传等人分散到各地,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。
但大清所属,只有一个台湾,游离于朝廷颁布的新军制之外,还是实行以绿营、团练共同组成台湾戍防的主力,其中自然是以绿营为主,后者为辅。他们的任务是稽查『『jiān』』宄、护送行旅、传递公文、保卫住民。
而团练则是民间招募的武力,类似乡兵组织,多由当地大族或者郊商出面组成,虽然在纪律要求上被讥为乌合之众,但因为可以弥补战时的兵力不足,所以亦相当重要——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到乾隆后期的林爽文,再到道光初叶的张丙事件,在这三次较大的民间起义事件中,团练都立功匪浅。
在台湾的戍防中,海防是重中之重,清朝在台湾岛内外设置汛防处,起到了保卫海疆的作用。而在陆上,情况则要坏得多。绿营的任务其中有一条是缉捕匪类,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。当时被称为贼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笨港附近的白沙墩、秀才庄、下加冬、斗六『门』、半线一带都属于台南。
除了工作压力大,台湾恶劣的水土环境所造就的值勤环境更让士兵弁员惧怕——当时全部台湾都属于瘴乡,不过中毒的症状也有轻重不同。以淡水为分界,南部的情况略轻,虽有嚎跳发狂、寒热不等之苦,但只要勤加休养尚可痊愈;中淡水以北之瘴,则『『药』』石罔效,中者不
这还不算,绿营军的兵纪愈坏!这是因为从郡治到『jī』笼·沿途只有茅港尾和笨港两处公馆可以投宿,入清以来的旧例,文武衙『门』差遣往来,当地的保长、通事、汛塘要负责打点·久而久之,这些负责接待的人不堪其扰,于是想到开赌场作为供给之资。此时班兵的饷银也充作客头的赌金。国家的正规部曲,摇身一变,成为赌场的金主了。
台湾兵事败坏的另外一个缘故,就是咸丰皇帝对于这里的情况的不闻不问。曾国藩、翁同书、李鸿章三个人分别在军机大臣、两江总督、前后福建巡抚任上上书,请求朝廷派专人到台湾去·认真管束、整理台湾军制,他却一概不准!
一直到咸丰二十年之后,在台湾出了牡丹社事件,他才很不情愿的降旨李鸿章,让从福建造船厂调四艘兵舰,其中还有一艘是在越南海战中受伤的扬『波』号,『交』付台湾巡查道拨付澎台防卫之用。
这种情况到了咸丰二十五年,在这一年中·日本在长崎设立了一个名为番地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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