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路顺河而下,洪波涌起,运河两岸层林遍染,一派可供人吟咏一番的秋风萧瑟之景。
舟中的几个人在下人的服侍下刚刚用过了晚饭,正围坐在几案前品茗谈天。他们三个人都称得上是理学大家,不过所学途径却殊无相侔。曾国藩是笃守程、朱,这一点和沈淮一样,而孙瑞珍的理学则是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之学。朱、陆各成门户,有名的“鹅湖之会”,彼此辨疑质难,各不相下;这天在秋风飒飒的行舟中,三个人分作两派,意气激昂,各自当仁不让,亦算不输于前贤。
曾国藩所致力的朱子之学,重在格物致知,以为“人心之灵,莫不有知,而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”,格物就是穷物之理,以至于极,来扩充此心的知识,到一旦豁然贯通,‘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,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’,这就是所谓“穷理尽性”。
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,他认为“心即理”,是一非二,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“良知”。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;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,何以成为圣贤?
发展到明朝的王阳明,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,从格物去致知,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,为何竹有节?为何竹长青?竹如何生笋?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?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?这样格来格去,格不出一个名堂;而焦劳苦思,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,很悲伤地在想,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,圣贤是做不到的了!
于是王阳明就想:圣人到了这步田地,除此以外,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?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,明月中天,寸心澄澈,忽然大悟,自己所做的事,就是圣人之道!自己心里就有良知;良知可以自致。不必经由格物去求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,而与朱元晦的道理,相距也就更远了。
但是,曾国藩不喜欢王阳明“致良知”的学说,另有缘故。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的由来,近乎佛家的“顿悟”;他的《传习录》中,有“所机锋”的禅味。而曾国藩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;因为在儒家看,那是异端!
“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!”看两个人的争论有流于意气的迹象,沈淮赶忙劝阻:“照我看,二公的异处甚微,同处极多:第一,言必信,行必敬,皆不愧为真儒;第二,一片民胞物与之心,但求有利于民,不计个人荣辱安危,皆不愧为醇儒;第三,著书立说,力倡正学,皆不愧为大儒。”
曾国藩和孙瑞珍同时拱手一笑:“不敢,不敢。东川兄过奖了。”
争论了一番,两个人都暂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趣,座舱中静悄悄的,只有河上刮过的风声呼呼过耳,偶然有波涛拍打着船身,有节奏的声响让人昏昏欲睡。
“涤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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